在我国农业生产第一线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是农村基层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专业人员奇缺，另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涉农院校大学生窝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农村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奇缺是职业人才培养的问题，成千上万农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应该是体制的问题了。本文仅就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给出作者个人建议，供有识之士共同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明显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结合。

    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硬任务。在稳定农业生产，稳定农民收入的前提下，第一次提出“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最近，农业农村部印发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的通知，通知指出，这是破解 “谁来种地” 问题的迫切需求。

    经过一段摸索和试错，在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模式上，政府和民间已经达成了共识，接下来就该破解“怎样种地”的问题了。

    我国目前在农业种植业生产环节，大部分地区仍然以一家一户农民来完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趋势，改变了一家一户种地的现状。与此相应的制度也必需发生重大改变。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世界各农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

    可是，在我国农业生产第一线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是农村基层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专业人员奇缺，另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涉农院校大学生窝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农村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奇缺是职业人才培养的问题，成千上万农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应该是体制的问题了。

    本文仅就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给出作者个人建议，供有识之士共同探讨。

    1.我国农民职业技能教育方法该改一改了。

    社会化农业服务可持续规模发展的关键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但这专业的人从哪里来？除了各国都开办的各种涉农院校，高素质农民的职业技能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在欧美发达国家，高素质农民的职业技能教育早已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社会化农业服务行业也为受过职业技能教育的农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就业体系，使高素质农民真正成了田间务农的专业人才。

    再看我国的农民职业技能教育，迄今为止成效不大。不是我们没有钱，没有师资，没有生源，关键是在中国农村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职业农民队伍。甚至就连农村里走出的娃，农业大学毕业后也不愿回到农村就业，何况那些留守农村，出外打工，为生计奔波的农民呢？我们每年几十个亿的农民教育经费花在无意学习或学了也没有用武之地的农村留守人员身上，怎麽会成功呢？

    目前，我国最贴近农民和农业生产的非农人口是成百上千万农资经销商们。大到国企上市公司，小到农资夫妻店；他们把有科学技术含量的产品（农药、化肥、种子等）推广到田间地头，带动部分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他们是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的功臣。没有这些农资经销商，我国广大地区的农民还在延续几千年祖辈种田的经验，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好像与他们挂不上钩。

    但是，这些农资经销商的局限性太大，他们推广的技术仅停留在产品和产品应用技术层面，不足以指导和带动广大农民科学种田。

    最近，笔者听说我国涉农大学教育要改革了。要增加接近农业生产实际的科目，删掉一些不接地气的科目。也有的农业大学设立了“植物医学院”。笔者认为最需要改革的是——再不能用学历教育的观念搞农民职业技能教育了！

    我国传统观念是职业技能教育（职校）比大学的学历教育低一档。其实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应该是两码事儿。在国外，农业职业技能教育是在大学学历教育之后，可以看作是大学生的就业培训。农业职业技能教育包括四大方面专业知识：植物保护、植物营养、作物栽培、农业机械，而国内外的农业院校中没有一个单独的专业对这四方面知识全覆盖。

    美国根据农业职业教育的特点形成了一套社会化农业服务从业人员培训方法：Pest Control Adviser （PCA），相当于我国的农作物植保员和CertifiedCropAdviser（CCA），相当于我国的农业技术员。这个体系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对美国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农业现代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我国的农业发展趋势等不及农业高等院校的体制改革，重新培养出基层农技人才了。笔者建议，应该充分发挥全国农资经销商这些尚有农业情怀，又有职场实操能力的非农人群的潜力了，把美国“PCA/CCA”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引进中国来，对这批农资经销商进行培训，让他们恶补种植业职业知识和技能，同时也补上我国社会化农业服务的这块短板。

    发达国家对社会化农业服务的专业要求很严格，必须取得合格证，即先培训后上岗，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要下大力气对高素质农民进行职业技能的培训。

    在中国过去一家一户种地的国情下，实行专业技术人员“执证上岗”的制度难度太大。如今，在社会化农业服务蓬勃兴起的新形势下，使得“专业培训、执证上岗”制度成为可行。建议农业农村部争取列出专项资金，每年专款专用，用3-5年时间进行系统、全面的社会化农服职业技能培训，在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社会化农业服务组织等农业经营、服务主体的从业人员中，逐步实行“专业培训、持证上岗，科学种田，数据朔源”制度。今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职业资质的人才，企业不能随便开展社会化农业服务。

    2.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制也要改一改了。

    一些农业科学的院士们在去年的一次会议上抱怨我国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缺乏，一些成功的科研成果不能得到及时推广应用。在种植业领域科研院所与农民农村好像脱钩了。

    而国外农业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强有力的科技推广体制和队伍。美国也有一个完善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他们是128个农业院校，每个院校都有社会化服务部门（Department ofExtension）；联邦和州/县的政府机构；美国农业部四大研究中心；56个州立农业试验站；57个联邦和州的农业推广站，这些都属于公益性组织。

    美国更多的是民间盈利性的农技推广组织：他们是3300多个私人农业合作推广站；几万个有执照的农技推广专业人员；1200家私人农业科研机构；近万家社会化农业服务公司。

    那么中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今在何处呢？

    笔者算了一下，他们在132个农业院校；国务院、省、县（市、地）涉农政府机构；中国农科院41个研究所；32个省市农科院；32个省市农技推广中心；2000左右县植保站，推广站的几万个农技推广人员（50%行政+50%专业人员）。

    中国的农技推广组织多以公益性为主，经过了几十年农村的沧桑巨变，基层农技推广队伍早已是网破、线断、人散了，重建和加强我国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刻不容缓。

    在今年的“两会”上，也有代表提出了加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设的提案。笔者建议，可以按照下面的设计构建我国农技推广体制：

    1.学习美国先进经验，在全国涉农院校中设立：社会化服务部门（University Extension）。由该部门把各个科研/教研室与当地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公益性/营利性）链接起来。使科研成果及时推广应用；使社会化服务一线专业人员的问题可以得到及时的咨询、帮助和解决，成为重要的科学种田应用技术的支撑。

    2.政府加大财政支持和专业培训，建立健全基层（县级）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做好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工作。

    3.在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行业引进类似美国PCA/CCA的农作物植保员和农业技术员职业标准体系。逐步实行“专业培训、持证上岗，科学指导，数据朔源”的制度。

    有了创新的 “科研院校农服部门+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社会化农服组织” 三位一体的农技推广体制，再加上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农作物植保员/农业技术员等执业人员队伍，我相信中国农业种植业发展的大事就一定能办好。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体现在 “集中力量办大事”上，如果我们举国上下把农业发展的事当作大事来办，何愁办不成哪？